一．

(资料图)

前几天，记者李微敖举报张继科，很快就遭到了谩骂和苛责。

问句简单有力。凭什么S先生滴水不漏，景甜却大字在前？错也是张继科的，景甜犯了什么错？

甚至媒体同行都接连跳出来落井下石。千夫所指之下，仿佛最大的问题不在张继科身上，罪该万死的是李微敖。

确实，谈起「新闻伦理」，毕竟本身既无门槛，也无一定之规，以至每个人都可以多一嘴。

所谓「公共利益」的挡箭牌，真较真做起名词解释，千疮百孔只是时间问题，早晚挡不住一人一口唾沫星子。

在我看来，凭什么只藏了S先生的名头，张继科就应该化名叫做Z先生。

法律都没判的事儿，记者凭什么拿出来下定论？凭什么直接做有罪认定？难道张继科就不应该被保护吗？对张继科就公平吗？

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有道理？

风雨过去，站在雨里裸奔的，除了张继科，还剩下李微敖。

没人想过，比起保护这件事，一届白丁李微敖，连个保镖都没有，又怎么去保护自己？

二．

多嘴的媒体不止一家，这两天，三联也被架上了烧烤架。

报道聚焦天门山跳崖的四个农村青年之后，网上议论没有放过他们。

报道背后，有人看到了年轻人肉体贫困，有人看到了年轻人的精神贫困，有人看到了应该善待周边人事，有人看到了宏观大手没够到的地方。

当然，有人正提着刀找记者。

可指摘的理由我坐在电脑前都可以编出一串，譬如调查不够完整，譬如会引发模仿。

每一句指责都可以从新闻史里面找到影子，都可以振振有词，站在学界的立场上吐三联一口口水。

业内人士也开始装外宾，躺在床上开始讨论三联们为什么采访囫囵吞枣，得出的结论过于武断，似乎自己马上就要背包出发，一个月后将刊发万字长稿。

都说「说不如做」。真的，大多数时候是「做不如说」。

三．

做记者的时候，我开过一场会，台上坐着一个耀武扬威的领导，台下是一群服服帖帖的记者。

他说，为什么要报道暴力、凶杀事件？除了让人害怕，还能剩下什么？非要我每次看完你们的东西，再看三天新闻联播，才能缓过神吗？

他又说，如果一个巷子里出现了杀人案件，凶手反正都会被处理和解决，说和不说有什么区别，为什么要造成居民的恐慌？

我猛地一听，疯狂点头，觉得有理。

出了会场，回过神来，突然好奇他到底家里有没有小孩。如果有，今晚他会让小孩走那条暗巷吗？如果没有，别人家的小孩怎么办？

他本是信息的受益者。他能得到的信息，公众得不到。

四下茫然的公众看起来是安神醒脑了，是心旷神怡了，但长期来看，真的利大于弊吗？

四．

想起当年做记者的时候，每每涉及新闻伦理，总想和领导争辩。他一阵怒吼，「做就完了，回来再讨论！」

时过境迁，在媒体职业路上指引、照耀我前行的那些人，在采访路上一路前行，互援互助的那些人，如今四散零落，天涯难觅。

现在，连吼这句话的人都没了。

回过头看，满墙的锦旗屁都不是。你以为的职业准则，你以为的公共价值，你以为的道义和理想，在生活和现实的窘境里面，早就碎成了粉末。

你想帮的人在提刀找你，一起走的人在提刀找你，骑着你的人也在提刀找你。

拔剑四顾，噢，原来这就是亥下，原来四处是敌。

想想这么多年，都市报记者这个行当啊，早被逼上了天门山——山下是教你做事、做人，甚至提刀赶来互戗的同行们。

这份工作，于公于私，做到今天，不如不做。

都上天门山了，不如纵身一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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